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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马来西亚的等距策略

作者：Cheng-Chwee Kuik郭清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IKMAS）教授。

来源：Cheng-Chwee Kuik, “Explaining Hedging: The Case of Malaysian Equidist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46, No. 1, 2024, pp.43-76.

导读

几十年来，马来西亚一直将自己置于与美国和中国“等距”（equidistance）的位置。然而，等距并不意味着距离相等，而是意味着在宏观层面保持中立立场，同时寻求与微观层面的所有竞争大国建立包容性且有选择性的多层次伙伴关系。虽然马美防务伙伴关系比马中的关系密切得多，但马中外交关系和发展关系比马美更为多面。文章通过揭示马来西亚包容但谨慎且矛盾的等距政策的两个层面的决定因素，对对冲战略进行了理论分析：虽然小国在宏观层面的中立性主要是由对被牵连和其他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的结构必要性驱动的；但在微观层面，马来西亚的多层次结盟中的包容性和矛盾性因素主要由国内因素引起。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精英需要在多民族社会中优化不同的合法化途径，这与其他国内程序相交叉，促使国家通过追求看似矛盾的方法来对冲风险，同时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通过政治上可接受的权衡实现利益最大化。

引言

马来西亚是少数几个从以联盟为基础的战略转向不结盟（non-alignment）、中立（neutrality）和“等距”（equidistance）的东南亚国家之一。从1957年独立到1971年，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以《英马防务协定》（Anglo-Malayan Defence Agreement, AMDA）为基础，其主要针对马来西亚内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当直接威胁和盟军支持确切存在时，联盟是一个理性和实际的政策选择。然而，1971年英国结束《英马防务协定》，马来西亚面临被西方国家抛弃的风险——即使威胁仍然存在，联盟中的赞助人（patron）也可能会减少或撤回他们的承诺，让其较弱的合作伙伴独自面对危险和挑战。此后至今，马来西亚积极推行区域主义，一直采取中立的、不结盟的政策。

但是，区域主义和不结盟并不妨碍马来西亚与其它国家发展和维持务实的防务伙伴关系，比如中国和美国。马来西亚与这两个大国同时保持安全关系，并欢迎其他伙伴关系，这表明了马来西亚的中立和“等距”的立场。但等距并不意味着与竞争性的大国保持同样的距离，而是意味着在宏观层面上保持公正、不偏的立场，同时寻求与微观层面的所有权力建立包容性但有选择的伙伴关系，着眼于降低风险、最大化利益，并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保持选择开放。

然而，马来西亚的“等距”策略却包含了三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第一，尽管马来西亚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实际上它积极地与几个西方大国保持日益牢固的军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事实上的“结盟”。第二，尽管中马南海问题持续存在，但自201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逐渐与中国建立了更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第三，尽管马来西亚公开表达担忧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但却继续加强与这三个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并且在防务、外交和发展方面深化和其他伙伴的关系。可见，马来西亚的“等距”策略不是被动地中立，而是一种积极的、包容的、看似矛盾的公正，通过追求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来实现不结盟（non-alignment）。

如何解释“等距”这一矛盾的政策？文章认为这是典型的对冲行为，并构建了一个双层框架来解释这一行为，即小国的宏观中立性植根于结构条件，而其微观的多向结盟主要由国内层面的决定因素驱动和限制。具体来说，虽然马来西亚坚持不偏袒任何一方是源于结构的必要性，但其追求跨领域的包容但谨慎的多向结盟的方式和程度，是由其精英们优化国内合法化不同途径的愿望深刻塑造的。

双层理论框架：国际关系中的对冲

对冲（hedging）是在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条件下寻求保障的行为，旨在通过主动的中立性、包容的多样性和谨慎的后备选择等三种方法来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的双层理论框架假设，对冲源于结构层面和国内层面，结构性条件解释了国家何时（when）进行对冲，而国内条件解释了为什么（why）以某种方式和程度进行对冲。

1. 何时对冲：联盟的结构性条件

联盟是关于两个结构性条件的“相对确定性”（relative certainty）的函数。一是对主要威胁存在的确定性——关键领域的直接、主要危险，二是对主要赞助人存在的确定性——高度可靠、可持续和长期的联盟支持。文章根据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一个2×2矩阵来解释小国何时选择对冲、制衡、安全驱动的追随或利益驱动的追随。

当危险并不直接也不迫在眉睫，且没有一个可靠的赞助人时，国家不会选择追随或制衡这么严格的战略，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其所能获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几乎肯定会伴随着不可接受的权衡：跨领域和较长期内的更大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事实上，这种情况下，对冲是主要的选择，国家追求混合且故意矛盾的方法，旨在创造空间来减轻或抵消多重风险（主要目标），同时从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多重利益（次要目标）。如果国家确定了其主要威胁和主要赞助人，它将停止对冲。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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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何如此对冲：联盟的国内条件

所有国家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security）、繁荣（prosperity）和自主（autonomy），但在现实中，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事实上，无论采取何种政策，一个国家在最大化目标和最小化风险的过程中，总是会使其面临其他形式的危险。因此，根据其内外部环境，小国的政策制定总是涉及不可能三角的优先级排序和权衡计算。当一个国家面临直接和深刻的威胁时，安全将被优先考虑；当没有面临直接威胁时，国家会优先发展繁荣或自主——这主要取决于统治精英的国内关注，特别是他们的合法化需求。当基于发展的绩效合法化是精英们合法化的主要途径时，繁荣将会是优先目标，此时国家可能会优先考虑当前的经济利益，淡化长期的主权和安全风险；而当基于身份的特殊合法化（如动员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情绪，增强政治精英个人魅力等）是主要途径时，自主或安全将优先于繁荣，此时国家可能对近期和长期的存在风险更加警惕，更重视保护和政策独立性，而非物质收益。

每个政策选择都涉及权衡（trades-off），当一个政策选项能够在不破坏合法化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最大化某些优先考虑的利益时，权衡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精英主要要进行三类权衡：部门权衡（经济与安全、经济与自主、安全与自主）、空间（内部与外部）、和时间（现在与未来）。所有的精英都试图根据他们普遍存在的合法化需求来平衡其对政策的权衡——理解精英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寻求这样做，有助于解释国家联盟行为的不同模式。

宏观中立性的结构性逻辑：马来西亚何时从制衡转向对冲？

1. 制衡战略

从1957年建国到1971年，马来西亚一直实施着制衡战略。对于那时的马来西亚精英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西方国家则是不可或缺的赞助者。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根植于相对简单的结构性条件——权力关系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一边是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另一边是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因此，在威胁和赞助人都非常明确的情况下，马来西亚选择了制衡战略。

2.转向对冲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马来西亚所处的结构性因素出现了变化。1967年，尽管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大幅扩大，但华盛顿似乎远没有赢得这场战争；英国在1967年7月宣布撤出东南亚；1969年7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关岛宣布，美国将不再无条件地保护其在亚洲的盟友。此外，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破裂和中国加入联合国对马来西亚而言也是重要的结构性转变。

这些结构性冲击对马来西亚来说尤其严重。意识到马来西亚不能再指望西方赞助者对其进行安全保护后，马来西亚停止了与西方的完全结盟以及与中国的公开对抗，转而寻求直接与中国打交道，成为了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可见，在威胁和赞助人都不明确的情况下，马来西亚选择了对冲战略。

3.冷战后不断演变的等距策略

结构的不确定性一直持续到后冷战时代，推动马来西亚维持和扩大其等距政策。除了支持东盟和东盟领导的机构，倡导不结盟和南南事业，以及推进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以外，马来西亚还加深了对主要大国的宏观中立。这种宏观中立的等距离政策是积极的和随环境改变的，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其外交政策并非针对任何单一大国，而是针对系统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广泛风险，尤其是被牵连和抛弃的危险，以及关于区域两极分化和东盟边缘化的风险。

谨慎的抵消策略有助于对冲这些系统层面的风险，因此马来西亚对主要大国采取了既顺从（deference）又反抗（defiance）。“只顺从不反抗”会导致顺从和依赖；“只反抗不顺从”会引起怀疑、敌意和牵连。通过采取相互抵消的方法，马来西亚积极强调其中立性，包括使其外部联系多样化，并谨慎地保持选择开放。

微观多向结盟的国内逻辑：马来西亚为何如此对冲？

1. 马来西亚的弱对冲

马来西亚分别与美国和中国的多层联盟具有包容性但也有谨慎的选择性。相比于强对冲（heavy hedging），弱对冲（light hedging）1）倾向于看到较浅的风险和危险，且更倾向于尽可能淡化风险；2）更倾向于选择对抗性更少、冲突更少、更低调的方法进行对冲；3）更倾向对强国表现出更多的顺从而非反抗。

对于马来西亚的精英而言，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他们会有意地夸大一些风险，并同时淡化一些风险。相比于声势浩大的“中国威胁论”，马来西亚的精英更担心紧张的局势升级、被牵连和外部不稳定的风险。而且，他们还更关心经济衰退，美国的脱钩战略导致的地区两极分化，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边缘化。最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精英最害怕的是风险以及降低风险的努力所造成的国内后果，这可能会引发选民的不满，损害精英的合法性，并最终侵蚀精英在国内的权威。

2.包容但有选择（inclusive but selective）：部门权衡

马来西亚等距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包容但有选择。小国包容性地接触所有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但与此同时也是有选择性地这样做，在微观层面的领域有不同的相对重点。最终结果是不同政策领域的不均衡、多层次的协调：马来西亚和美国的防务联盟比马来中安全关系更加紧密，而马来中外交关系和发展关系比马来西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多方面。

这样的对冲模式源于马来西亚与中美两国的历史，以及统治精英试图在多个部门间权衡，而非以削弱其他部门为代价最大化单一部门。相比之下，包容但有选择的方法使马来西亚能够吸引尽可能多的合作伙伴，使关系多样化，最大限度地提高从所有伙伴关系中获得的优先利益，同时根据精英的国内需求减轻或抵消各部门的风险。包容地（即同时）与中美合作有助于抵消牵连和抛弃的安全风险、衰退和依赖的经济风险，以及其它政治风险。而有选择地在不同的优先级合作领域发展不同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在跨领域以最小的分歧（divergency）换取最大的融合（convergency）。

3.主动但模糊（active but ambiguous）：内外权衡

一方面，尽管马来西亚与美国积极发展了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但它并没有就与超级大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进行过多宣传。另一方面，尽管马来西亚寻求与中国建立尽可能密切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但它也通过对中国的各种低调反抗，悄悄地对冲了不确定性的风险。

这主要源于马来西亚的精英阶层需要抵消不同的风险，并优化空间权衡，即在减轻外部担忧和最大化内部权力之间取得平衡。为了减轻外部安全的不确定性，马来西亚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与美国保持其长期而牢固的防务关系；然而如果马来西亚和美国的防务联盟过于引人注目就会引发外部和内部风险：激怒中国，或导致那些高度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的政策的马来穆斯林选民不悦，从而可能分别削弱马来西亚精英的基于表现和基于身份的合法性。因此，为了减轻外部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马来西亚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与中国发展友好、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然而，让马中伙伴关系过于亲密也将会导致各种风险：引发外部怀疑，侵蚀自主权，并可能导致国内种族间关系的不平衡。这些风险在政治上是不可取和不可持续的，可能会给精英们的合法性带来不可接受的后果。

4.矛盾且适应（contradictory and adaptive）：长短期权衡

马来西亚长达几十年的等距策略相当稳定，但却非完全静止的，它需要一种谨慎、矛盾但实用的适应性方法来多样化和培养尽可能多的多层次伙伴关系。例如，马来西亚在对AUKUS公开表达担忧的同时，仍然务实地维持和加强马来西亚与每个AUKUS大国的长期联系。此外，尽管马来西亚与中国仍有矛盾，但它仍然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国防和安全伙伴关系，并且还试图与日本、韩国和欧洲大国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这些看似矛盾的特征源于精英们的合法化需求，促使着他们在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权衡中取得平衡。这些措施旨在解决精英们即时的国内需求，但同时仍然确保国家的长期生存，以及优化此时此地的考虑和未来的突发事件。优化这些权衡需要马来西亚和小国在短期的信号传递和长期的不确定性之间寻找路线，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国的日渐崛起和美国减少安全承诺的可能性，以及中美竞争的不确定发展。

结论

文章主要有三个贡献。

第一，理论上，文章的双层理论框架表明任何单层次因素都无法解释联盟决策和对冲决策。虽然结构性因素可以解释国家何时会转向对冲，但仍不足以解释国家为何如此对冲——这需要国内因素来解释，特别是从精英合法性的角度。这个框架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采用了强对冲或弱对冲，为什么其等距策略是积极但有选择性的。

第二，概念上，本文关于“宏观中立”和“微观多向结盟”的观点将结盟选择视为一个光谱而非二分法，这有助于扩大和转移关于联盟辩论的焦点，从“联盟”或“不联盟”的错误二分法转移到更复杂、更微妙的问题：以矛盾的姿态，包容但有选择地与多个大国“联盟”。

第三，政策上，文章表明，不站边是一种选择而非暂时或不决策的立场。跨多个领域与微观层面与多个伙伴发展关系，让中间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中立。

词汇积累

Equidistance

等距

Watershed

转折点

Deference and defiance

顺从与反抗

译者：刘添辅，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外交战略。

校对 | 赵逸然 谈诗琪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李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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